抗战时期的农工民主党(重庆篇)之二
(1938年10月-1946年5月)
杨力
2007-09-28
三、反对内战独裁 争取和平民主

(四)揭露内战阴谋 参加反内战运动
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给渴望和平、民主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协定”精神,从1945年10月18日开始,着手将苏南、皖南、浙东、淅西四个解放区的部队撤往长江以北。但蒋介石毫无和平诚意,顽固坚持独裁和内战。早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当局就密令重印1933年蒋介石在“围剿”红军时编的《剿匪手本》。《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即10月13日,蒋介石发布进攻解放区的密令,要求国民党军队将领遵照他手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
自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到10月17日的短短两个月时间,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共组织了80万以上的兵力进攻解放区,侵占30座解放区城市。内战的阴影已笼罩着全中国。如果不制止内战,《双十协定》就难以兑现,政治协商会议就不可能召开,全国人民渴望已久的和平、民主局面也将化为泡影。为了制止内战,解放行动委员会作为民盟的一分子,与民盟一道发动各界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内战运动,并要求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国家各项重大问题。
1945年11月2日,民盟发言人发表反内战谈话:“当前中国第一件事是停止内战,避免内战,消弭内战。国家的一切问题,都应该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谁要用武力来解决党争问题,谁就负内战的责任,谁要发动内战,谁就是全国的公敌。”并提出:“国共两方应立即分别明令前方的部队停止前进,并停止冲突”,由各党派代表及公正人士组织视察团,分赴“冲突地点视察,就地调解纠纷,并将当地实际情况,公诸社会。”11月8日,民盟发动和组织《民主周刊》、《中华论坛》等27家杂志发表联合声明,呼吁“要和平,不要内战”。在民盟、解放运行委员会等党派的影响下,中国农业协进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世界科学社、农村科学出版社、环球出版社、中国妇女联谊会、中华全国工业协会及重庆分会、迁川工厂联合会等团体,也纷纷呼吁,要求全国同胞一致起来反对内战,马上停止军事冲突,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5年11月12日,民盟中央常委、解放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章伯钧,发表《抗战胜利后对时局宣言》(即中国第三党对时局宣言)。《宣言》指出:“今天,如果不顾及人民对民主和平的要求,而进行大规模内战,将抗战胜利的成果摧毁无余;使中国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国家地位由此低落,这必是全国人民断然反对的。”并表示:“我们愿以在野党的地位,要求回秉‘天下为公’的原则,把民主权利交还人民,用民主方式解决任何有关军事政治的纠纷,尤其殷望国共两党恢复孙中山先生所首倡之民主合作的伟大精神,实行彻底合作,悬崖勒马,使内战消灭于无形。”进而指出:“全国人民期望于国共两党者,不是残酷的战争,而是和平建国的幸福;不是谁胜谁败的决斗,而是民主自由的权利。今日国共两大政党,最易取得全国人民的信仰与崇拜,就是确立和平。而民主和平的实现,就必须以国共两党的彻底合作和永久合作为主要的基础。”
《宣言》呼吁全国人民,“不要让悠久的历史中断,听任民族毁灭,以至牺牲民主自由的权利;对于当前危害国家的内战,须以一切有组织的力量,加以制止,事急势迫,望我人们紧急自救。”
《宣言》对解决内战的具体办法,提出了四项主张:“(一)在原则上,绝对遵守政治解决方式,要求国共两党,履行民主和平的诺言,立即停止全国各地的军事运行,不进兵,不进攻,不增兵;(二)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加强其权力,由全国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根据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切实解决有关受降,驻军,及地方自治等问题,凡达成之协议,政府应立即执行;(三)立即阻止国共两党在东北各省区发生军事行动,由政治协商会议协商,来改组东北接收委员会会,首先成立地方临时政权,实行地方自治,人民普选,使东北全境成为和平安全区域;(四)政治解决方式之根本关键,在于立即执行各种必要之民主措施,尤须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成立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
11月19日,重庆各党派各界代表500余人的集会,解放行动委员会派代表参加了在西南大厦举行的反内战大会。大会一致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倡议在全国各地分别成立反内战联合会,制止内战。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发起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
12月1日,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章伯钧在《中华论坛》上发表《谈内战问题》一文,认为:国共两党谈判虽然有了《会议纪要》发表,但许多具体问题并未获得真正的解决,时局仍是相当严重的,还因国民党政府进兵收复区和恢复交通问题,更促成了各地国共军事上的冲突。指出:“全中国人民连同全世界同情中国的民主人士也必定一致反对中国的内战,内战的发动者在政治上的错误,是把国家政权当作党派的政治权力。”他呼吁:“全国人民把内战的星星之火及早扑灭下去,坚决要求国民党必须遵守政治解决、不打内战的诺言,并由各界党派代表组成促进全国和平统一联合会议,专以制止内战。”
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政协代表团到达重庆。中共代表团提出:在政协开幕之前,国民党必须停止军事进攻,实行无条件停战。这一建议得到了民盟、解放行动委员会的支持。12月24日,民主同盟、解放行动委员会、救国会、民主建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及无党派人士章伯钧、彭一湖、梁漱溟、张东荪、罗隆基、张申府、宋云彬、章乃器、刘清扬、胡厥文、柳亚子、史良、李公朴、蒋匀田、周鲸文、陶行知、甘祠森、郭沫若、侯外庐等28人,为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致函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信中说:“不意会谈纪要甫告发表,而内战突然爆发,凡会谈纪要中所已决定之事项,协力促其实行,而未决定之事项,由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决定。同人等懔国亡无日之戒,爰成立本会,特向先生请求,务希即行停止武装冲突,促进政治协商,以贯彻和平建国之大义。” 同日,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还致函蒋介石,呼吁和平,希望政府明令停止武装冲突,接纳各党派所提各项民主要求。
1946年2月23日,章伯钧与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举行民盟关于东北问题的记者招待会。3月13日,解放行动委员会章培毅、周竞波代表《中华论坛》出席陪都21个文化团体举行的欢送日本文学家、“反战同盟”领导人鹿地亘的茶会。
3月17日,陪都各党派各界人士举行宴会欢迎新近到重庆的李济深、李宗仁、田汉以及刚从监狱释放的叶挺、廖承志。黄琪翔出席宴会并致词,直陈军队官兵对内战的深切担忧,表达渴望和平,反对内战的愿望。这些话使蒋介石极为恼火,通过陈诚警告黄琪翔。黄琪翔不愿参加内战,要求出任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1947年6月赴柏林任职。
4月10日,章伯钧出席民盟邀请国共两党代表的宴会,提出三点调停东北冲突的方案。4月13日,章伯钧在《民主星期刊》发表《挽救危机的努力》的文章。
4月21日,陪都青年联谊会举行大会号召全中国青年团结起来反对内战,解放行动委员会章培毅、彭伯通、傅濬等参加大会。章培毅、彭伯通、傅濬等参加该会在韦家院坝周宗琼公馆举行的“五四”纪念晚会,呼吁各界青年反内战、争和平。
4月25日,民盟、青年党及东北人士在特园聚会,商讨解决东北问题的办法。决定由章伯钧、罗隆基和陈启天、莫德惠分别访晤周恩来与邵力子。5月1日,民盟主席张澜邀张君劢、梁漱溟、沈钧儒、张东荪、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等在特园会商,一致主张民盟应为和平继续努力,拟分赴京沪开展和平运动。
5月26日,陪都各界人士100余人举行时事座谈会,罗隆基、史良、鲜英、邓初民等90人发起签名发表宣言,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解放行动委员会郭则沉、严信民、王深林、郭冠杰、黄朋豪、张明泛等参加签名活动。6月19日,重庆各界4271人联名分别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要求和平,停止内战,以谈判方式解决一切政治问题,把休战15天变为永久停战。解放行动委员会郭则沉、王深林、严信民、郭冠杰、黄朋豪、章培毅、郭仲衡、周竞波、彭伯通、冉庆之、李散之、周齐民、王梅园、肖长江等参加签名活动。
宋庆龄于7月22日公开发表对时局的主张,8月12日,解放行动委员会郭则沉、王深林参加陪都工商文化界人士136人发表给全国同胞的信,呼吁团结一致,为实现孙夫人主张而奋斗。9月28日,郭则沉参加渝市和平促进会举行的座谈会时发言:“美国如不改变反动政策,世界会走向黑暗时代”。

(五)追悼“四八”、“李闻”烈士和陶行知先生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因飞机失事罹难。4月13日,民盟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等15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对王若飞等遇难表示无任痛悼。4月14日,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干部会就王、秦、邓、叶、黄乘机遇难事件,向中共代表团发唁电,并转延安毛泽东暨中共中央。4月18日,解放行动委员会章伯钧、李伯球、郭冠杰、李健生等参加陪都各界追悼王秦邓叶黄诸先生大会筹备会发起人签名。4月19日,陪都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大会,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以彭泽民、章伯钧等人名义发唁函,郭则沉、王深林、黄朋豪、章培毅等参加追悼会,郭则沉、黄朋豪合送一幅写有“乘风遭物忌 革命失人师”的挽联。同日,章伯钧发表《哀悼五位民主战友》的文章。
民盟中执委李公朴、闻一多相继于7月11日和15日在昆明遇刺身亡。7月20日,在江家巷合作会堂成立李闻追悼大会筹备会,解放行动委员会郭则沉、王深林、黄朋豪参加筹备会,郭则沉、王深林发唁电。7月28日,重庆各界6000余人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郭则沉主持大会,王深林、黄朋豪、李如苍、郭仲衡、章培毅、周竞波、吴春选、唐弘仁、张明泛、肖长江、周齐民、秦一民等参加大会。郭则沉、黄朋豪代表解放行动委员会四川省党部送挽联。8月1日,郭则沉等民盟渝市支部负责人为李闻案向各界人士鸣谢。8月9日,郭则沉参与发起陪都各界50余社团李闻惨案后援会,并担任后援会理事,王深林、黄朋豪等参加后援会,吴春选、周竞波等参加募捐会。
9月16日,陪都各界成立陶行知追悼大会筹备会,解放行动委员会四川省党部参加团体发起人签名,郭则沉、王深林、黄朋豪、章培毅、吴春选参加发起人签名。9月22日,陪都各界2000余人假沧白堂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解放行动委员会四川省党部送了挽联,郭则沉、王深林、黄朋豪、章培毅、周竞波、吴春选等参加追悼大会。

(六)组建地方组织
1946年5月,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也同时前往南京或上海。5月8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机关和负责人章伯钧等在此前后由重庆迁往上海。黄朋豪、杨子恒、刘佛航、周海寰、邹昌麟、黄守谦、杨坤义、王宜农、秦一民等为中央机关和负责人迁沪筹措经费、解决交通等事项。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行动委员会为了发挥原有的组织作用,同民盟既共同协作又单独活动,着手进行组织复原工作。为了在重庆继续开展组织活动和政治斗争,5月初,解放行动委员会四川省党部假重庆白象街通惠轮船公司正式成立,章伯钧、严信民、郭则沉、王深林、罗任一、黄朋豪、李如苍、章培毅、唐万延、周竞波、张明泛等40余人出席成立大会。章伯钧主持会议,宣布四川省党部由黄朋豪、周竞波、李如苍、王永久、彭伯通、邹昌麟、黄守谦、刘佛航、周海寰等9人组成,郭则沉作为中央驻渝代表,罗任一协助四川工作。次日,四川省党部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推选黄朋豪为主任委员,邹昌麟为组织委员,周海寰为宣传委员,周竞波为秘书,刘佛航负责财务。自此以后,通惠轮船公司成为解放行动委员会筹集经费和开展组织活动的据点。该公司全体职员、股东约20多人加入解放行动委员会。
当时,重庆约有党员100余人。解放行动委员会成员王寄一、张耀明、肖杰三在重庆海员工会,利用其特殊关系,基本掌握了民生公司和招商局所管辖的20多艘轮船,发展组织,建立支部,并组织海员为争取改善福利待遇进行斗争。5月底,解放行动委员会在半山新村3号召开青年工作委员会,郭则沉、罗任一、王深林到会,吴春选、郭仲衡、章培毅、张明泛、周竞波等参加会议,讨论由周竞波起草的《青年工作委员会章程(草案)》,要求团结青年,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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